戛纳2020最大遗珠就是它吧!
佐尔巴

2021-01-15 00:00:00


作者丨Jialin
编辑丨佐尔巴
统筹丨拍电影网编辑部


《边缘状态》是新人导演本·夏罗克的第二部长片,该片锋芒毕露,被列入戛纳电影节精选的2020片单之中,备受艺术总监福茂的推崇,评论家称其为隐藏的宝石。《边缘状态》的中文名翻译自《Limbo》,是基督教的一个术语,意思是地狱边缘,指那些并不信仰基督教的人死后,身处此地,等待裁决。



在上个月8号线上举办的第五届澳门国际影展暨颁奖典礼上,《边缘状态》(之前译作《流亡边界》)获得了“最佳电影”和“最佳剧本”两个大奖。


宁浩导演在颁发最佳电影奖的致辞中评价:“我非常高兴也很荣幸将这个奖项颁给《流亡边界》。评审团一致认为这是一部发人深省的作品,原因是它对社会以及文化与人文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探索。结合导演独特的视听语言和现代艺术风格,种种要素不可思议地融合在一起,给观众带来难以忘怀的愉悦和感官享受。


这部受到不少知名影人和影评人推荐的影片,豆瓣却只有三百多人标记,无疑是2020年电影的“遗珠”,下面我们就一起走进“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的《边缘状态》(友情提示:含大量剧透,也可视作攻略)



《边缘状态》是一部看起来非常眼熟的电影,这个片子大概借鉴了很多风格和技巧才组成了自己的模样,然而这样的组合却非常和谐,最重要的是,它重新生成了自己的个性,就像开凿出形状各异,甚至花色不一的石头,最终它们在导演本·夏罗克的手下整整齐齐地构成了一个主体结实、风格统一的城堡。


这部电影讲的不是一个人的边缘状态,而是一类人的边缘状态,他们是那些逃到欧洲的难民。在这些难民的人生历程中,前一部分在经历着火焰——他们所逃离的,那个战火纷飞的故土。接下来的经历则如同海水——那个对他们来说如汪洋一般陌生的西方世界,他们投奔于此,形同孤舟。这些难民不管走到哪里,始终都处在被边缘化的状态里。



影片的主线是跟随着一个叫奥马尔的叙利亚年轻音乐家推进的,他带着家人的厚望逃到了欧洲,来到了苏格兰一个偏僻的小岛上,被当地一个难民救助点收容,与其中三个人共同生活在一个屋檐下。终日郁郁寡欢的奥马尔看起来与其他人格格不入,他怀揣音乐梦想,无论走到哪里都要提着他的乌德琴,这是一种叙利亚民族乐器,他说琴上的花纹是他家乡花园的样

子,这把琴象征了奥马尔心目中的整个家庭。奥马尔时刻不忘把它带在身边,尽管他的手臂在逃亡的路上因为受伤打着石膏而无法演奏它。



电影并没有因为是难民题材就流于苦大仇深,反而荒诞有趣,当然这是建立在一个悲伤的氛围上的,这恰恰也造就了本片最大的特色,那就是黑色幽默。如果说影片的悲伤氛围如同一片冰冷的大海始终荡漾在观众心底,那么黑色幽默就是照亮这片大海的火焰,这也得使观众获得了非常好的观影体验。



《边缘状态》的故事展开主要采用了两种手段,一是通过故事情节,随时随地串插一些荒诞不经的笑点,二是一路在细节里埋下多条线索,使影片在下半段全面进入了悲伤后,仍在不断开启令人错愕或令人欣慰的效果。那些笑点的串插并不散乱,每一处令人发笑的情节都不是一闪而过,形成笑点的元素仍会在之后的情节里再次被加以运用,其中一些笑点也为故事中的暗线和接下来的剧情起到了预示作用,这一切使影片看起来相当熨贴。



例如这四个难民作为室友,他们会聚在一起看《老友记》,其中一对儿难民兄弟还会因为剧情的讨论引起激烈争执。这样的场面形成了一种强烈反差的喜剧感,虽然都是共同生活在一起,但是这些难民的人生际遇与《老友记》里的人物可是天差地别,他们每天忧心重重地等待接下来的命运安排,而《老友记》里则是欢声笑语,处处洋溢着生活中的多姿多彩。在影片后边,主人公奥马尔因为受到了一系列的打击和创伤之后,失望地对他的好友说,这里的生活不是《老友记》。



这种反差造成的喜剧感更具代表性的一笔是他们在上英文课时,老师教他们用“我曾经”这样一个词组造句,之所以要学会这个词组,是因为移民官会让他们讲述自己的经历,这是审查难民资格的必经过程。本来这是难民救助点为了他们迎接欧洲新生活提供的帮扶教育,但当老师点名其中一个难民让他尝试造句时,场面就“垮塌”了,这种垮塌还是递进式的,他一本正经地连造两个句子:“来到这里之前,我曾经是快乐的”,“我曾经每夜以泪洗面,但是来到这里之后我一滴泪也流不出了”。老师听完这个出其不意的回答愣住了,但鉴于这个学生完全掌握了这个词组的使用方法,于是又使劲鼓掌称赞道:精彩。“精彩”一词再次把荒诞的场面推进一个新层次。



影片中每一个情节的出现都有极强的合理性,而往往这种合理性紧接着就被另一种背道而驰的合理性解构,这是黑色幽默的产生过程。导演的高明之处不仅在于能够独具匠心地把这些合理的元素做成笑料,同时,他也让这些令人发笑的情节为接下来的剧情进行一次又一次的预示


比如因为《老友记》争吵的兄弟二人,在吵急眼的过程中,其中一个对另一个说,没有我你无法留在这里。而影片在后来也对这个细节作出了回应,这两人是假扮的兄弟,年长的曾经在失火的偷渡船上救过年少的一命。年少的声称自己 17 岁,来到欧洲之后,年长的让年少的假装成自己的弟弟,从而使其作为监护人有更多的机会获得欧洲国家的接纳。



这假扮的兄弟二人尽管相依为命,但是两个人的志向大相径庭。尽管是个难民,哥哥一厢情愿地希望成为切尔西俱乐部的足球运动员,还为自己选好了11号队服。他时常受到嘲笑,特别是弟弟还痛心地指责他不切实际,因为弟弟认为最终他们的命运将是清洁工。而事实上也正像英文课上那个难民学生造句所揭示的那样,这兄弟二人尽管已经在欧洲,但命运并没变得比曾经更好,甚至进入更糟的境地。兄弟二人最终因为作弊被当局发现,结果弟弟被捕,有着雄心壮志的哥哥逃走却被冻死在荒原上。



在本片中,主角的戏份其实只是起到了一个主干作用,真正的看点是他周围的人,包括其他难民以及当地形形色色的村民,这些人的戏份虽然不多,但是他们就如繁花一般将整个电影点缀得丰富而饱满。除了主人公之外,另一个叫法哈德的角色可以说是重中之重,他的戏份除了提供笑料之外,也承担着另外一种叙事方式,影片在他身上埋下了大量线索,一步一步带着观众进入到了恍然大悟和感人至深的剧情当中。



影片在一开始就对法哈德的身份不断进行铺垫。这个来自阿富汉的中年男人说,从来没有女人对他笑过。奥马尔问他,那你结过婚吗。他说没有。他也是个喜欢音乐的人,总是主动与奥马尔聊天,他对奥马尔说,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个情结,这把乌德琴就是你的情结。


奥马尔问他,那你的情结是什么。法哈德掏出一张皱巴巴的照片递给了奥马尔,上边是皇后乐队的主唱弗雷迪。观众看到这张照片出现在镜头里能够会心一笑,因为此时大家意识到法哈德的发型以及胡须原来一直都是在模仿弗雷迪的样子,这位著名的主唱是他的偶像。法哈德还会对奥马尔表现出种种关心,因为奥马尔手上带着石膏,法哈德会帮他剥完一个桔子,同时很好奇地问奥马尔,为什么石膏是粉红色的。奥马尔说因为医院蓝色的用完了。



法哈德虽然喜欢唱歌,但他的梦想并不是成为一个歌星,他想成为一个穿着西装,喝着黑咖啡在办公室里工作的人。在这个难民救助点等待庇护许可的时间内,他则自诩为奥马尔的经纪人,经常和奥马尔结伴而行。



有一天法哈德带奥马尔去看一群被圈养在牧场的鸡,他指着其中一个公鸡说,这是一只新来的鸡,新成员总会被其它鸡攻击。他说这只鸡很特别,非常像他,他非常喜欢这只公鸡,他觉得这只公鸡也喜欢他。他对奥马尔讲道,他在阿富汉也养过一只这样的公鸡,他叫它弗雷迪。后来,他从牧场把这只公鸡偷了出来,给它取名为小弗雷迪,每天把它抱在怀里当作宠物。



在奥马尔的眼中,法哈德是一个有点儿没心没肺的人,而奥马尔则一直为自己独自离开父母逃亡到欧洲感到自责,尤其是他和哥哥的志向相左,哥哥奔赴前线志愿参军,而他却选择逃离家园,并因此互生矛盾。虽然奥马尔的逃离是为了能在欧洲给自己和家人开拓出一条新的生活通道,但是作为一个曾经在叙利亚小有成就的音乐家,奥马尔来到西方世界之后,除了背负着思乡之苦,还有对未来感到深深的茫然和无助。



有一天奥马尔无意中在野外发现了被冻僵的室友尸体之后更是深受打击,他回到住处崩溃地问法哈德,你为什么活得这么容易,你从来没有想过在来到这里之前你是谁吗。法哈德说,我试着不去想。奥马尔问,如果可以的话,你会回去吗。我回不去,法哈德说。奥马尔又问道,我是说,如果有可能的话,你会回去吗。在奥马尔的一再追问下,法哈德有些恼羞成怒,他告诉奥马尔说,因为回去的话,他不能做自己。



此时奥马尔终于明白了,这个男人与他的偶像弗雷迪一样,是个同性恋,他自己也如同那只叫弗雷迪的公鸡一样,作为来到西方世界的新成员,被这里的人们敌视和排斥,可是他又非常“特别”,这种特别使他在阿富汗根本没有成为自己的生存空间。


电影始终没有对法哈德同性恋的身份进行直接挑明,片中人物也没有正面谈及这个问题。只是在法哈德终于拿到庇护许可时,影片通过奥马尔与他的对话,将这一身份在穆斯林世界中的处境,进行了最后一次火烙般的加强。奥马尔带着伤感之情对法哈德说,以前我从来没有遇到过一个人,你知道,就像……(你这样的人)。法哈德没等他说完也回应道,我也没遇到过。



这样的人物对白如此平静,可产生的力量直击人心。可以说这部电影大部分的魅力就是通过人物交流产生的,无论是主角、配角,或者龙套,在他们的语言当中,不仅流露出大量剧情信息,也呈现出意识形态。这些意识形态里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它们在剧中的出现方式就如同在现实世界中那样,是掺杂在对难民的接纳与歧视之中的。这种多元化的表达,也让这样一部在偏僻小岛上完成的低成本电影具有了管中窥豹的效果和四两拨千斤的力量。



当然,影片并没有仅限于在对白上进行雕琢和打磨。导演也着力在构图和色调上进行了设计,特别是影片当中多次出现大全景的画面时,人物往往处在画面的远处或角落,显得非常眇小,这与影片的主题形成了隐喻,淡蓝的冷色调也配合构图烘托着边缘状态的失落感。而当主角每次走在通往难民住处的道路上时,构图就会上下左右完全对称,将人物完全置于中心位置,此时镜头也总是缓慢推移。导演似乎在用这种镜头语言告诉观众,这条在欧洲属于难民的道路虽然沉重艰辛,但却是应该坚定走下去的正途。



导演在影片结尾也给出了相同的注脚,奥马尔拆了石膏之后,在难民救助站的组织下开了一个小型音乐会,影片色调在此时变暖,一直采用的窄画幅也突然变成宽画幅,这些突兀的变化不仅是象征了一个人文关怀式的温暖结尾,更像是导演宣告本片乃是一个艺术片,很任性的那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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